刘闯 韩旭东 舒全峰 刘璐 | 乡村数字善治的实践困境与调适策略——基于“技术—制度—主体”分析框架

数字乡村建设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应用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乡村建设行动方案》《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等中央文件均提出加强数字乡村建设。在国家顶层设计和政策推动下，我国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数字技术已渗透到农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入应用，我国乡村治理正逐步向智能化、数据化、精细化方向发展。政府推动先进的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体系深度融合，有助于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提升决策的科学性、服务的精准性和管理的透明性，以实现治理模式的变革和创新，进而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奠定坚实的基础。

黄欣卓、董昌其：数字政府何去何从？— 第二届数字政府40人论坛 的概览与思考

在“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谋篇交汇的历史节点，数字政府已从技术工程导向的系统建设阶段，迈入制度重构与治理范式跃迁的战略转型期。本文基于第二届数字政府40人论坛的核心议题与代表性发言，提出数字政府当前面临三重深层转向：从工具逻辑向制度逻辑的转向，从边界模糊向责任重构的转向，从信息集成向智能国家构型的转向。文章指出，数字政府的未来走向不应被简化为行政效率的提升或系统集成的升级，而应定位于国家能力再组织、公共价值再锚定与制度体系完善的战略平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嵌入治理过程的当下，治理权责边界、问责制度框架与技术规训结构面临重构压力。基于此，本文主张推动数字政府建设从“第一曲线”的工程驱动跃迁至“第二曲线”的制度驱动，强调以制度嵌入、价值导向与协同治理为基础的治理逻辑再造，为“十五五”时期构建更具弹性、合法性与公共性的数字政府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启示。

赵精武，何傲翾：“智能化锦标赛”下数字政府治理理论与治理模式创新——基于“DeepSeek+政务” 实践的分析

中国的数字政府建设正在经历由数字化迈向智能化的深刻转变，DeepSeek的出现带来转型新契机。由广东深圳在2025年初率先启动的“DeepSeek+政务”实践已经引发全国性效应，吸引大量地方政府跟进推动接入或部署大模型，演变成为具有示范性和持续性的科技创新动员行动。基于“锦标赛理论”的视角，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参与“DeepSeek+政务”的直接目的是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下的多项政策子议题，根本目的是以政府创新行动获得科技创新竞争优势，但这一过程却缺乏针对性的数字政府建设方法予以指引。从数字政府建设本旨来看，该热潮背后所隐含的规模性转型风险需要通过引入进化治理理论来革新数字政府建设方法论。因此，需要立足治理实践路径依赖、相互依赖和目标依赖的基础上，以评估机制、问责与容错一体化机制和伦理审查机制为切入点，强化对治理的动态性观察和情境化设计，以进化思维构建起一套面向更好地建设数字政府的治理策略体系。

改革纵横丨坚持“四个引领”推进基层治理创新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基础和重心。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推进基层治理创新及其现代化。当前，我国基层治理总体上面临资源分散化、诉求多元化、矛盾复杂化等多重挑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这表明，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必须以党建引领为重要抓手，通过党建引领不断推进基层治理创新，努力实现基层治理效能跃升。本文基于实证调研资料，结合典型案例，构建“四维引领”分析框架，以期揭示推进基层治理创新的关键实践路径。

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的创新模式与优化路径

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具体体现，是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基层党建通过价值引领、组织引领、人才引领和制度引领等创新模式逐步探索出了一套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共建共治共享”体系。新征程上，农村基层治理应继续融合党建引领性动力与社会主体性动力，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徐勇 | 化繁为简：基层治理的功能与走向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治理需求的不断升级，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已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需要保持对民众需求的敏感性，及时响应社会变化，以确保基层治理的生命力和适应性。未来，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应更加注重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让基层成为社会和谐与发展的坚强基石。如何在保持社会活力的同时，提升治理效率，确保服务质量和民众参与度，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核心。这一过程中，加强基层党的建设、构建“三治融合”的治理体系、优化服务管理机制、提升治理共同体能力等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